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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的印刷出版物,以佛经与佛像为最多,其次是历书、韵书等。据记载,9世纪前后,印制的历书在四川与江淮市场上售卖很多。唐文宗大和九年(公元835年)曾下令禁止私印日历,此举旨在维护中央政府颁发历书的权威地位,并没有反对印刷术的意思。晚唐四川地区书商继续印卖历书,还印卖《玉篇》、《唐韵》以及阴阳、占梦、相宅之类书籍,并还出现了书铺字号,如“卞家”、“樊家”、“刁家”等。

雕版印刷至晚唐已高度成熟。在敦煌石室发现的整卷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(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),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现存实物。此经刻印于咸通九年(公元868年),经卷全长5.25米,印有精美插图,图中人物形象丰满,线条刻画流畅,说明这时期的雕版技术已能很好地表现绘画艺术。

唐代,士人还很少利用印刷这一新技术,或许抄本的版式、字体、卷轴装潢等,比质朴粗糙的早期雕版复制品,更能满足士人的审美需求。从历史经验看,雕版印刷缺少了士人的参与和合作,就难有重大进展。

到五代,终于出现了后唐宰相冯道刻《九经》的大举措。《九经》最终刻成是十二经,比《十三经》只少《孟子》。这次刻《九经》以开成石经为底本,由名人书写,众多学者校勘,历经四朝,用了22年时间才完成。它成为雕版印刷推广应用的历史转折点,影响深远。

五代时期,印刷复制术在全国遍地开花,四川成都成为雕版印刷中心,刊刻了《九经》、《文选》、《初学记》等多种大部头书籍。南唐也刊刻了《史通》、《玉台新咏》。此外,还有和凝刊印自己的文集,吴越等地(今江浙一带)刊印大量佛经、佛像等。五代士人纷纷参与雕版印刷,既促使书籍的质量提高,又使册页装迅速趋于完善并进而完全取代卷轴装,从而为两宋成为雕版出版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。